202510月，美國環境監管政策發生了標志性的政策逆轉。特朗普總統簽署行政命令，推翻了拜登政府于2024月確立的嚴格限制銅冶煉廠排放的規定，并授予國內僅存的兩家大型銅冶煉廠為期兩年的豁免權。這一舉措絕非簡單的環保標準調整，實則是標志著美國在“礦產安全”旗幟下，將地緣戰略考量凌駕于環境與健康監管之上的明確信號。

美國環保政策反轉的實質與邊界

美國環保監管體系的構建，長期以來圍繞“技術強制”理念展開。1970年通過的《清潔空氣法》及其后續修正案，授權國家環保局為各類污染源設立基于“最佳可行控制技術”的排放標準。2024月由拜登政府最終確定的“銅企業排放規則”正是這一邏輯的延續。該規則明確要求冶煉廠對鉛、砷、汞、苯和二噁英等有害空氣污染物實施最嚴格的控制。美國環保局的評估報告指出，全面執行該規則，可使冶煉廠周邊社區的砷排放減少95%，鉛排放減少80%，預計每年可避免數十例因污染導致的過早死亡及數百例呼吸道疾病。

此次特朗普政府發布的豁免令，從根本上暫停了這一技術強制規定的核心要求，精準作用于美國本土的初級銅冶煉產能。豁免令的核心是授予自由港麥克莫蘭公司運營的邁阿密冶煉廠和力拓公司運營的猶他冶煉廠為期兩年的“依法豁免期”，而據美國地質調查局發布的數據，這兩家冶煉廠是2024年美國僅存的正在運營的原生銅冶煉廠，合計貢獻了美國約85%的精煉銅產量。這道豁免令意味著在20271024日之前，兩家企業無需遵守2024年規則中新增的最嚴格排放限值。白宮發布的政策簡報明確指出，此舉是依據《清潔空氣法》中極為罕見的“總統豁免”條款，該條款僅在“對國家安全或關鍵基礎設施構成不可承受之風險”時方可啟用。

白宮在宣布決定時強調，豁免“僅限于維持基本運營所必需的技術環節”，企業仍需遵守豁免前的基礎排放標準。然而，環境保護組織的分析報告指出，所謂“基礎標準”與“新標準”在關鍵污染物（如二噁英）的限值上相差達一個數量級，兩年的豁免意味著周邊社區將額外承受確定的健康風險。這一政策轉變的實質，是將銅冶煉產能從“需要被嚴格監管的污染源”重新定義為“必須被保護的戰略資產”。監管的焦點從公眾健康與環境保護悄然轉向了產業鏈的韌性與地緣政治訴求。

豁免背后的美國國內銅產業保護動機

特朗普政府此舉的直接動機，是防止美國最后兩家大型銅冶煉廠在嚴苛的新規下停止運營。白宮政策聲明中的擔憂具備明確的產業現實支撐，并非空穴來風。

首先，美國銅冶煉行業長期面臨成本競爭與環保投入的雙重壓力。據美國銅業發展協會2024年的行業評估，新建一座達到“最佳可行技術”標準的現代化銅冶煉廠，資本支出高達25億至30億美元；對于現有設施進行同等水平的技術改造，成本也超過10億美元。自由港麥克莫蘭公司在2024年第三季度財報電話會議中曾明確表示，若立即執行2024年標準，其邁阿密冶煉廠的合規成本將“危及該設施的長期經濟可行性”。國際銅業研究小組在2025月的報告中指出，過去十年，全球已關閉的銅冶煉產能中，超過60%與無法承擔日益高昂的環保合規成本直接相關。

其次，美國在精煉銅領域對外部供應鏈的依賴已達到需重點關注的水平。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發布的數據，盡管美國是重要的銅礦生產國，但其精煉銅的自給率已從2000年的約90%下降至2024年的不足40%。大量銅精礦被出口至中國、日本、智利等國進行冶煉加工，成品電解銅再進口回美國。2024年，美國凈進口精煉銅達90萬噸。美國能源部一份內部備忘錄警告，在電網升級、電動汽車和國防裝備制造需求激增的背景下，一旦本土冶煉廠關閉，這種依賴將“急劇加深，并在危機時期構成不可接受的供應鏈脆弱性”。

最后，此項政策是特朗普政府將“銅”定義為關鍵材料后的一系列連貫行動中的關鍵一環。2025月，特朗普簽署第14121號行政命令，正式將銅列入《國防生產法》第三章所涵蓋的“關鍵材料”清單。此后，美國商務部于2025月啟動了針對銅進口的“232條款”國家安全調查。調查初步結論認為，外國政府對銅產業的大量補貼及其對全球市場的支配，損害了美國生產商的利益，進而“威脅到國家的經濟安全和軍事準備狀態”。基于此，美國政府已于2025月宣布對部分進口銅及銅制品征收50%的臨時性國家安全關稅。此次給予冶煉廠兩年豁免期，核心是為國內產業提供政策過渡期，避免關稅政策與嚴苛環保標準疊加實施，對本就承壓的本土企業形成過度沖擊。

力拓公司的表態從側面印證了行業內部的壓力差異。力拓發言人表示，由于其已投資近億美元用于升級猶他冶煉廠的排放控制系統，新規的“潛在影響有限”。這反襯出自由港麥克莫蘭公司下屬邁阿密冶煉廠面臨的改造任務更為艱巨，也說明了為何白宮在聲明中特意指出“命令明確適用于自由港麥克莫蘭公司的設施”。此項政策的精準性恰恰反映了其背后的產業保護主義本質——為最需要保護、也最具關閉風險的產能提供定向紓困。

資源民族主義的興起與美國全球戰略的重構

此次銅冶煉廠排放豁免政策并非孤立的國內產業舉措，而是全球關鍵礦產供應鏈競爭加劇背景下，各國強化本土產業保障趨勢的一個具體體現，反映出國家產業安全考量對資源產業監管邏輯的顯著影響。

從全球范圍看，控制關鍵礦產供應鏈已成為主要經濟體的核心戰略。歐盟于2023年通過《關鍵原材料法案》，設定了2030年前戰略原材料開采、加工和回收的自給率目標。2024年，加拿大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下令數家中國公司剝離其在加拿大關鍵礦產公司的投資。美國此次政策調整，是這一全球產業政策趨勢的延續，其特點是將產業支持措施與國內環境監管彈性調整相結合，形成“對內松綁，對外設障”的組合拳：對外以“國家安全”為由征收高額關稅，設立貿易壁壘；對內則以維持戰略產業為由，暫緩環保成本內部化。其目標明確，即在短期內迅速重建或鞏固從采礦、冶煉到加工的本土產業鏈條。

這一戰略的核心驅動力是對“戰略自主”的焦慮。因此，維持美國本土僅存兩座相對傳統、環保標準稍低的冶煉廠的正常運營，也被視為保有基礎冶煉能力、技術工人隊伍和未來升級“火種”的必要代價。這反映出“理想環境標準”與“基礎工業能力存續”之間的戰略權衡，而決策的天平明顯倒向了后者。

這種邏輯的影響是深遠的。它標志著環境政策的價值排序在國家戰略中發生了位移。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美國的環境監管體系，尤其是在《清潔空氣法》的框架下，公眾健康與環境保護通常被賦予優先地位，經濟成本是次要考量。而此次決定，則建立了一個新的范式：當某項環境規制被認為嚴重威脅到被定義為“關鍵國家安全利益”的特定產業時，該規則可被暫時或部分擱置。這為未來的政策博弈開創了一個先例。礦業、鋼鐵、化工等具有戰略意義的“高排放”基礎工業，都可能在未來援引此例，以“國家安全”和“供應鏈韌性”為由，推動監管環境做出調整。

從更深層次看，此次政策調整是兩種全球化邏輯沖突的縮影。拜登政府2024年的嚴格規則，是基于“高水平共同規則下的全球分工”理念，假設美國可以也應當堅持最高的環保標準，通過貿易以全球市場為依托滿足資源需求。而特朗普政府此次的逆轉，則是基于“大國競爭下產業本土保障”理念，認為在關鍵領域可通過調整部分非核心標準（如國內環保執行強度）以確保核心生存能力與獨立性。白宮聲明中“削弱國家工業基礎，破壞礦產獨立性，并增加對境外控制的加工能力的依賴”的表述，正是后一種邏輯的直接體現。

綜上，此次美國銅冶煉環保政策調整，標志著其在關鍵礦產領域的戰略優先級已明確向“本土基礎產能存續與供應鏈安全”傾斜，其權重超過了特定環保標準的短期嚴格執行。此舉以“國家安全”之名，開創了暫時擱置環境規制以保護戰略產業的先例，可能引發國內其他行業的效仿，加劇環保與產業的政策張力。在全球層面，這一決策進一步推升了資源民族主義的溫度，加速了關鍵礦產供應鏈的集團化分割，使得基于效率的全球資源網絡不斷受到侵蝕。銅冶煉廠排放標準的變化，已成為大國博弈在美國國內政策“棋盤”上的一個具體落子。

作者 周勻 中國金屬礦業經濟研究院（五礦產業金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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