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國宏觀政策展望——長短期目標從切換到兼顧【政策前瞻篇】

2025年12月19日 17:58 我的鋼鐵網責編：戚金榮作者：我的鋼鐵網

GUIDE

核心觀點

2025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呈現從短期應對向中長期布局的顯著轉向。年初，政策以逆周期調節為主，重點應對中美經貿摩擦等外部沖擊；二季度后，隨著中美關系階段性緩和，政策重心逐步向“反內卷”、統一大市場建設等中長期目標傾斜。房地產下行但政策托底有限，反映出對經濟結構轉型的容忍度提升。全年政策軌跡表明，中國已從“風險防控”過渡到“聚焦內生動力”階段，強調跨周期調節，為“十五五”高質量發展夯實基礎。

2026年GDP增速目標可能仍設定為5%左右，該目標兼顧了潛在增長約束與中長期發展需要。宏觀政策取向將體現“有所為而有所不為”：一方面，通過財政政策優化結構（如赤字率保持4%、專項債向民生傾斜）和貨幣政策靈活精準（降準降息空間有限，側重結構性工具），穩定經濟增長底線；另一方面，對外經貿采取“防守反擊”策略，利用中美貿易休戰窗口，“深練內功”，減少外部依賴，高質量發展成為政策框架中心，培育新質生產力。

在具體領域，政策將注重平衡短期穩增長與長期結構改革。行業層面，“反內卷”政策可能以疏堵結合方式推進，避免行政式去產能，而是通過公平競爭和環境標準引導產業升級；房地產政策從防風險轉向托底“軟著陸”，不搞強刺激，重在盤活存量和構建新模式。基建投資堅持“量穩質升”，增速預計3%-5%，重點投向新基建和民生補短板；“推動投資止跌回穩”是2026年的重要目標，在基建投資受制于地方債務問題，房地產投資難以快速企穩的背景下，制造業投資是實現該目標的主要抓手，將聚焦高端化、智能化，保持增加值占GDP25%的占比。

總體而言，2026年政策旨在實現“弱復蘇”下的內外均衡。通縮壓力可能通過中美互補緩解（中國低價商品抑制全球通脹，為美聯儲降息創造條件），從而降低國內政策壓力。政策層面將發展新質生產力（如消費升級、科技突破）而非大規模刺激來穩定經濟，同時降低社會內部風險，最終實現《十五五規劃建議稿》提出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雙贏。

正文：

一、2025年重要宏觀事件回顧：從應對關稅沖擊到著眼于中長期目標

2025年初，國內政策基調仍是以推出增量政策、應對外部沖擊保增長為主，且2024年“924”一系列增量政策效應的余溫尚存。一季度，中國資本市場最熱議的話題便是“東升西降”，但仍未能止住黑色商品市場的下行趨勢。幾乎與此同時，1月中旬美元指數達到階段性高點，離岸人民幣匯率受到美元指數的抑制作用隨之減弱；而影響中國資本市場表現和貨幣流動性的關鍵指標中美十年期國債利差達到歷史最低點，隨后中美利差收窄，國內投資風險偏好得到改善。或許與以上現象相關，繼2024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定調貨幣政策“適度寬松”后，央行終于開始有了實質性動作——1-2月釋放巨量流動性，其中，1月中國央行資產規模環比增約6%；1月17日當周央行凈投放14539億元流動性，當月凈投放量是疫情后單月凈投放量最多的一個月。彼時，財政資金前置，基建投資增速表現不俗；房地產市場挾“930”新政余溫仍處于復蘇階段。

二季度是遭受外部沖擊最嚴重，但也是政策重心轉變的開始，中長期目標權重上升，“反內卷”等相關政策受到更多關注。4月初，美方所謂“對等關稅”落地前后幾日，對中國資產市場和人民幣匯率沖擊較大，但中方有力度的反制及中國經濟韌性，使得中國資產出現“黃金坑”，此后，A股主要股指趨勢性上行，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驟減，呈緩慢升值趨勢。與此同時，政策層面做好政策儲備，全力應對外部沖擊。轉折發生在5月12日，中美在日內瓦初步接觸后，會談成果超預期，接著6月中美元首通話后，中美經貿摩擦處于可管控狀態；同時，4月出口數據顯示中國出口極具韌性。隨后，政策層面重心向中長期發展目標轉移，5月中旬國務院召開“做強國內大循環工作推進會”便是政策關注點轉向的開端。最受市場關注的是，7月1日中央財經委第六次全體會議“建設統一大市場”及“反內卷”等相關內容，國內定價的商品迎來一輪“小牛市”，但隨著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雖確認中長期發展目標權重上升，但未提及“反內卷”更多細節，“反內卷”行情降溫。與流動性相關的兩個重要事件，可能更是長期影響商品市場的因素：一是自6月份開始央行資產規模連續4個月擴張，這是疫情后首次有4個月連續擴張的年份；二是美聯儲于9月重啟降息，雖然市場降息預期起起伏伏，但是全球流動性因美聯儲降息而繼續寬松是不爭的事實。流動性原因是我們認為A股繼續表現不俗，且國內定價商品在“反內卷”行情降溫后，相比于6月之前，下行速度顯著放緩，且絕大多數品種的價格仍遠高于7月1日之前的關鍵原因。

相比于一季度，二季度后國內經濟表現變化最大的一個方面，是房地產市場由復蘇轉為下行，這一趨勢在下半年愈演愈烈。雖然政策層面注意到了房地產市場加速下行的現象，也數次提到“止跌回穩”，但是強有力的刺激或托底政策并未出臺。房地產市場下行但是對經濟拖累逐漸減輕的事實似乎正在被接受。尤其是在10月下旬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勝利召開，且按照“慣例”于10月底中央政治局會議并未召開，這本身就是一個信號：政策層面似乎更加關注中長期發展目標，短期穩增長的緊迫性不高，房地產市場受到的關注度也不高。流動性邊際變化也能反映短期政策關注方向發生了變化。一方面，較能反映實體經濟活化度的M1-M2剪刀差再次收窄，M1更是階段性見頂；另一方面，上文提到的央行資產規模環比增速在10月和11月均在0附近，且低于疫情后5年同期的平均水平。我們認為流動性寬松趨勢未變托底商品價格，而流動性邊際收緊導致商品價格上行乏力的重要原因。

2025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呈現從短期應對向中長期布局的顯著轉向。年初，政策重心仍以逆周期調節為主，尤其是為應對二季度后可能出現的外部環境突變做好了政策儲備。5月中美日內瓦會談成為關鍵轉折點，伴隨出口數據展現韌性，政策重心開始向中長期目標傾斜：7月中央財經委會議提出“反內卷”與統一大市場建設。下半年，政策進一步向結構改革聚焦。房地產市場持續下行，但強力刺激政策缺位，表明政策層面可能正接受其“軟著陸”現實。全年宏觀政策的軌跡表明，中國已從“風險防控”階段轉向“聚焦內生動力”階段，在注重通過逆周期調節平抑短期經濟周期波動時，更加重視跨周期調節，以培育新質生產力，為“十五五”高質量發展夯實基礎。

二、2026年宏觀政策的整體取向：“有所為而有所不為

2026年宏觀政策則是在2025年宏觀政策基礎上的承上啟下。在面臨中美經貿摩擦升級等強大的外部沖擊后，國內經濟運行表現出的韌性，讓政策層面信心增強，一些“新認識新體會”會被運用在今后的政策制定中，可以概括為“有所為而有所不為”。

面對國內復雜的短中長期經濟問題，要把握好政策定力。“國內供強需弱矛盾突出，重點領域風險隱患較多。這些大多是發展中、轉型中的問題，經過努力是可以解決的”。在某種程度上，這已經給過去一年在面臨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時，要不要繼續加碼政策穩增長的爭議下了結論，即包括房地產在內的一些指標下行是經濟結構調整中的階段性波折，是正常的。

尤其是在出現“逆周期”后加上“跨周期”這個新變化后，預計政策出臺的節奏將更有定力。此前，央行在最新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時隔一年多重提“跨周期調節”，這是一個重要的政策表述變化。而央行上一次提及該內容還是在2024年8月之前。短期來看，對二者表述權重的變化，是觀察政策是否傾向于通過短期發力來穩定經濟增長的重要參考如果強調“逆周期調節”，則政策發力可期，反之，強調“跨周期調節”，則政策趨于保守。結合10月中旬，總理召開的專家學者企業家座談會上強調看待經濟運行的視野要更加寬闊，這已經指向了短期經濟波動可能不需要政策“撫慰”。

面對外部沖擊時，過去總是被動的局面需要被改變。這也是《十五五規劃建議稿》提到的“積極識變應變求變，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勇于面對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除了破除國內的發展難題外，指向應該很明確。在2025年國慶假期后中美經貿摩擦升級，中方主動“亮招”，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外實力此消彼長，國內發展形勢日新月異，“方法論”需要不斷與時俱進。

當然，制定2026年宏觀政策，既要加強對2025年經濟工作的新認識新體會，也要考慮2026年的特殊性。2026年作為“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中國經濟政策將繼續在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中尋求平衡與發展。一方面，2026年是“十五五”規劃首年，發展新質生產力作為“十五五”時期最主要的任務，新質生產力在2026年能夠得到顯著提升是題中之義。另一方面，五年規劃的開局之年，經濟增長將會被擺在更突出的位置。最后，2026年大部分時間或許是中美貿易戰整體可控，摩擦升級的可能性相對不大，這對中國解決“卡脖子”難題的難得窗口期，但也要隨時應對摩擦出現，破壞國內產業升級和技術突破的可能性。因此，需要“更好統籌國內經濟工作和國際經貿斗爭”。

就整體宏觀政策力度而言，預計2026年政策力度會介于2024年9月后（一系列增長政策出臺）和2025年7月后至今（更多地關注中長期目標）之間。在2025年5月12日中美日內瓦會談后，我們認為，中長期發展目標高于短期穩增長目標。而在12月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后，穩增長，即完成2026年可能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速目標和中長期高質量發展目標同等重要。預計會后提前布局2026年經濟工作的一系列政策消息，包括部分增量政策的消息可能會傳出。我們強調的是，即使有增量政策，也并不意味著2024年“924”再現，而是為2026年一季度經濟工作做準備。

2026年的宏觀政策取向將延續穩中求進的總基調，但更加強調提質增效和高質量發展。本文將系統預判2026年宏觀政策的整體取向，包括對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認識、經濟增長目標的預期以及對外經貿斗爭的基本策略，并在此基礎上詳細展望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行業“反內卷”政策、房地產政策、基建投資和制造業等重點領域的政策動向以及實現內外均衡等多個方面。

三、高質量發展在2026年政策框架中居核心地位

在某種程度上，代表高質量發展的“新質生產力”是破解一切發展難題，有效應對大國博弈的“金鑰匙”。這可能也是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及的“新認識新體會”的內涵。

正如上文提及的2026年的特殊性，高質量發展在2026年政策框架中的核心地位將被進一步鞏固。高質量發展不僅是經濟增速的換擋，更是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其內涵包括創新驅動、綠色低碳、安全可控和民生改善等多個維度。首先，創新被視作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政策將著力打通科技成果轉化的瓶頸，通過完善新型舉國體制，在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關鍵領域尋求突破，以解決“卡脖子”問題。其次，綠色發展成為硬約束，政策會強化碳排放雙控制度，推動能源結構轉型，使經濟增長與碳排放脫鉤。此外，供應鏈安全和產業韌性被提到新高度，旨在構建自主可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應對潛在的外部沖擊。

進一步的，要科學地認識新舊經濟動能之間的關系。新質生產力是“十五五”期間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金鑰匙，在經濟社會內外難題和矛盾疊加時，提高生產力，是最穩妥的辦法。既能促進經濟發展，又能促進國民收入增加，還能保證社會穩定。這與當下政策層面維持弱復蘇-緊平衡的態度非常接近。而在舊動能尚不能完全被新動能取代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時，“先立后破”便是原則，“雙碳”等相關工作會圍繞此展開。而比如房地產市場，這類舊動能經濟，政策層面不可能將余下的資源過多地給予這類行業行業，托底是長期目標；同時，政策層面也不會為了謀求短期經濟增長而過多地舉債，要竭力避免系統性風險與外部風險同時爆發。

在民生維度，高質量發展要求增長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堅持擴大內需”，也是著眼于人，“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2025年兩會也出現新詞“投資于人”，其中重要的手段是“讓利于民”促消費，比如“以舊換新”。一方面，就政策回報率而言，近些年來，消費端的回報率顯著高于投資端，資源向消費端傾斜似乎更劃算。另一方面，過度刺激投資，而忽略消費和民生，可能加劇經濟失衡。過度投資短期表現為刺激需求端，但長期肯定表現為供給過多，加劇供需失衡。

四、2026年GDP增速目標大概仍為“5%左右”

對于2026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政策層面大概率繼續設定在“5%左右”的水平。這一目標既考慮了十四五收官之年的基數效應，也反映了對潛在增長率的理性評估，尤其是2026年為“十五五”規劃開官之年，而“十五五”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一定的經濟增速必須得以保證。一方面，中國經濟仍具備較強的韌性和潛力，完整的產業體系、超大規模市場以及持續的城市化進程為增長提供了支撐；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債務約束等結構性因素制約了增速的快速反彈。因此，5%的目標是一個兼顧需要與可能的選擇，既有助于穩定就業和市場預期，也為結構調整留出空間。

然而，實現這一目標并非易事。消費的復蘇仍面臨居民收入增長放緩和社會保障不足的制約，投資則受制于房地產低迷和地方債務壓力。因此，政策層面可能強調“爭取5%”的表述，暗示目標的可協商性，以避免過度刺激帶來的副作用。如果外部環境惡化或內部風險顯化，不排除實際增速略低于目標的可能，但政策工具箱中儲備的逆周期措施將努力使得增長不滑出合理區間。總體而言，5%的增速目標體現了穩增長與防風險的平衡，是高質量發展導向下的務實選擇。

五、對外經貿斗爭總體策略不斷與時俱進

對外經貿斗爭策略上，2026年可能延續“統籌國內經濟工作與國際經貿斗爭”的思路。隨著中美貿易戰進入休戰期，中國將利用這一窗口期加快內部結構調整，減少對外部市場的過度依賴。政策將會鼓勵企業開拓多元化市場，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以分散風險。同時，中國將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爭取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擁有更大話語權，但策略上會避免激進對抗，以務實合作為主。

2026年中國對外經貿策略將繼續呈現“防守反擊”的特點。防守層面，政策將著力增強經濟的內生穩定性，通過擴大內需和推動進口替代，降低對少數發達經濟體的依賴。具體措施包括優化關稅政策，增加關鍵產品和技術的進口，同時完善出口信用體系，幫助企業應對貿易摩擦。反擊層面，中國將更主動參與國際規則重構，例如推動加入CPTPP和DEPA等高標準經貿協定，以制度型開放換取更大發展空間。

在雙邊關系中，中美關系仍是關鍵。2026年作為貿易戰休戰期，中美元首會面機會可能多達4次。中國將利用高層對話機制穩定關系，避免沖突升級。同時，政策會鼓勵企業深耕東盟、歐盟等市場，并通過深化“一帶一路”合作，拓展新興經濟體貿易圈。“積極識變應變求變，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勇于面對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指向應該很明確。2025年國慶假期后中方主動“亮招”證實了對外斗爭策略的“方法論”正在不斷與時俱進。

六、財政政策保經濟總量，貨幣政策預調微調

2026年財政政策將延續“更加積極”的取向，但重點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優化，是穩增長的主要驅動赤字率預計保持在4%左右，與2025年持平，體現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國債發行規模可能適度擴大，以支持“兩重”項目（重大項目和新型基礎設施），但不會大幅增加，以避免加重債務負擔。地方專項債額度將維持在4.5-5萬億元區間，并繼續向民生和短板領域傾斜。

財政支出的優先序將調整，民生支出占比進一步提升。政策會加大對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的投入，同時通過稅費減免刺激消費，例如優化“兩新”政策（以舊換新和設備更新），擴大補貼范圍。最近熱議的“房貸補息”等結構性政策成為可能。在收入端，稅務部門將規范稅收優惠和補貼政策，清理不合理減免，以增加財政收入可持續性。此外，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將更注重公平和效率，幫助基層政府兜牢“三保”底線。

準財政工具的作用會凸顯。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可能擴容，以引導社會資本參與重點項目。在債務管理上，財政部將穩步推進地方政府債務化解，通過再融資債券置換存量債務，但嚴控新增隱性債務。總體而言，2026年財政政策將在力度的可持續性和結構的精準性之間尋求平衡，確保宏觀稅負不會過快上升

2026年貨幣政策的總基調是“適度寬松”，但更強調靈活性和精準性實際操作將更顯審慎。央行將繼續使用降準、降息等傳統工具，但不局限于降準和降息，而更多地可能是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以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節奏和力度會視經濟走勢而定。大致確定明年或許至少有一次降息降準，但空間不大，內外掣肘因素增多。內部看，銀行息差收窄和通脹低迷限制了利率大幅下調的空間；外部看，美聯儲政策轉向和全球資本流動波動要求政策保持謹慎。尤其是在加速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保證人民幣匯率穩中微升的重要性上升。2026年降準幅度或限于0.25-0.5個百分點，降息空間收窄至10-20BP（如LPR微調）。若美聯儲延續降息，國內政策可能側重穩匯率而非跟進式降息。貨幣政策將更注重與財政協同，避免“推繩子”效應。

貨幣政策重心將從總量刺激轉向結構優化，重點支持科技創新、綠色發展和中小微企業等領域。這意味著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頻率可能高于總量工具，例如延續支農支小再貸款、碳減排支持工具等定向措施。此外，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將加強，以提升政策效能。例如，在地方政府債務化解中，央行可能通過流動性注入配合財政操作，但會避免直接貨幣化債務，以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七、有節奏、溫和的“反內卷”政策逐步實施

統一大市場是為破解國內經濟結構難題的手段，而“反內卷”則是置于統一大市場框架下的重要途徑。其主要目的是，合理配置所有要素資源，保證資源高效地流向代表新質生產力的部門。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反內卷”反的是一切阻撓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機制。而哪些代表新質生產力呢？或者哪些部門的新質生產力元素更多一些？顯然是高端制造業，最具代表性也讓人熟知的是包含在制造業內的“新三樣”，這也是為何“反內卷”會有優先級的原因。去產能、控產量只是表象，包括信貸資源在內的一切資源不能無序地流向低效部門才是反內卷的核心。

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關反內卷的措辭力度相比7月1日明顯偏弱“產能過剩”、“產能治理”等相關措辭未再出現；也未見此前預計的可能有具體部分行業的細節。其實，早在10月7日《人民日報》“鐘才文”的“吹風文”中，提到“不存在大范圍、結構性的產能過剩”，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政策層面與市場理解的“產能過剩”問題及對策，比如行政去產能的愿望，并不一致。而近期重要會議均未提及相關措辭便是政策風向標。

針對“內卷式”競爭，2026年政策或將堅持“疏堵結合”的原則。一方面，政策將深化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破除地方保護和行政壟斷，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重點行業如新能源、半導體等領域的準入標準將完善，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另一方面，政府將鼓勵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和品牌建設提升競爭力，而非單純依賴價格戰。例如，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支持企業參與國際標準制定。

在產能治理上，政策可能不會搞“一刀切”的去產能，而是采用市場化、法治化方式。對過剩行業，將通過環保、安全等標準倒逼企業轉型升級；對新興行業，則注重規范發展，防止一哄而上。此外，政策將推動產業鏈協同，鼓勵上下游企業建立長期合作機制，減少無序競爭。這些措施旨在將“內卷”壓力轉化為創新動力，推動行業高質量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反內卷政策不會過度加碼，以免抑制市場活力。“大張旗鼓”、盲目地反內卷將可能會反過來抑制制造業投資2026年，行業政策的成效，或許將更多體現在競爭秩序的優化和集中度的適度提升上，而非產能的絕對減少預計相關政策將于2026年進入執行階段，但輿論溫度稍降低，且政策一定會有優先級，行業落地有先后順序，傳統板塊可能排在稍后的位置。

八、房地產政策從防風險轉向托底“軟著陸”

相比于2025年，在2026年“八大任務”中，“防風險”的次序顯著下降至最后一位，“民生”上升一位。房地產再次被置于“防風險”相關內容中，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十五五規劃建議稿》中，房地產是被置于“民生”相關內容中的，在2025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稿中，房地產未被直接提及，而在2024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通稿中，要求房地產“止跌回穩”。

回顧2025年，力度較強的覆蓋全國的房地產政策未出現，僅有9月份一線城市有限度的放松。但有兩個現象值得注意：一是8月中旬，國務院第九次全體會議，再次提及了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二是12月3日，國務院第十七次專題學習會強調：要深入實施城市更新行動，把城市更新和消除安全隱患、穩樓市等工作結合起來……這些說明政策層面看到了房地產市場的情況，但未有相應的政策支持。

政策層面表述上的變化以及政策實踐動態，可能傳遞出以下幾層信號：（1）政策重心轉換：當前政策的優先級可能發生了變化。會議將“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和“堅持創新驅動，加緊培育壯大新動能”置于更前沿的位置，表明資源可能更集中地向擴大內需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等領域傾斜。（2）風險定位變化：房地產領域的風險可能從需要“重點化解”的緊迫問題，轉變為進入“持續防控”階段的常態化管理。房地產政策將更多地融入于擴大內需、防范系統性風險等更大的政策框架內進行考量，而非單獨突出。

因此，2026年房地產政策的主基調是“穩字當頭”，重心從防風險轉向促穩定。政策層面可能認為，房地產市場已度過最困難的調整期，系統性風險基本可控，因此大規模刺激的必要性下降。政策將更注重長短結合：短期，通過“因城施策”優化限購、限貸措施，釋放合理住房需求；中長期，加快構建新發展模式，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具體措施上，政策層面可能鼓勵地方收購存量商品房用于保障房，既消化庫存又彌補民生短板。公積金制度將改革，提高使用靈活性和覆蓋面。在土地供應上，會控制新增規模，重點盤活存量用地。此外，政策將支持“好房子”建設，推動行業向綠色、智能方向升級。房地產金融政策保持審慎。房企融資將分類管理，支持穩健企業合理需求，但嚴控高風險擴張。首付比例和利率可能有序下調，但不會大幅放松，以防杠桿回升。總體看，2026年房地產政策的核心是讓市場繼續軟著陸，并為新模式轉型創造條件；有力的增量政策不大可能出，托底政策需因應整體經濟形勢變化。

九、基建投資穩中上行，制造業投資量質并舉

2026年基建投資將堅持“量穩質升”的原則。總量上，基建投資增速可能保持平穩，預計在3%-5%區間，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隨時發揮逆周期調節作用。結構上，投資將更多向“兩重”領域傾斜：一是新型基礎設施，如5G網絡、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等；二是民生補短板項目，如城市更新、防洪排澇設施等。

資金保障方面，除預算內資金外，政策將繼續鼓勵社會資本參與，通過PPP模式和REITs盤活存量資產。區域布局上，投資會更多投向中西部和農村地區，以促進均衡發展。同時，項目審批和監管將強化，避免盲目建設和債務風險。

綠色轉型是基建投資的新亮點。光伏、風電等新能源項目將提速，配套電網升級同步推進。此外，“平急兩用”設施建設會加強，以提升防災減災能力。總體而言，2026年基建投資更注重經濟社會效益，而非單純拉動GDP，體現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推動投資止跌回穩”是2026年的重要目標，在基建投資受制于地方債務問題，房地產投資難以快速企穩的背景下，制造業投資是實現該目標的主要抓手

2026年制造業發展將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政策目標是將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在25%左右（2024年，該值約24.9%），以鞏固實體經濟根基。這是對維護中國世界制造大國強國地位的關鍵指標，也是防止產業空心化的手段，更是大國博弈的壓艙石。據中研網數據，目前鋼鐵行業增加值占GDP約5%。重點行業如新能源汽車、生物制造、商業航天等將獲更多資源支持，通過產業基礎再造工程突破技術瓶頸。

投資將向技術改造傾斜。設備更新政策延續，鼓勵企業采用數字化和綠色技術，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區域布局上，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先進制造業集群將獲政策賦能，發揮集聚效應。同時，政策層面將會引導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工業設計、供應鏈管理等生產性服務業。

將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專精特新企業將獲融資和稅收優惠，以增強產業鏈韌性。在外需不確定性背景下，政策將鼓勵企業深耕國內市場，通過個性化定制和品牌建設開拓內需。總體看，2026年制造業將在穩規模基礎上，向價值鏈高端攀升，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支撐。

十、緩慢走出通縮達成經濟弱復蘇：中美“優勢”互補的內外均衡

持續通縮對中國經濟復蘇固然不是好事，但對美國而言可能并非如此。甚至中國工業品的持續通縮對中美關稅戰走向都具有影響。據耶魯大學模型測算，中國PPI每下降1%，美國核心CPI降低約0.15個百分點。這是可能的邏輯：中國PPI持續通縮→壓低全球商品價格→緩解美國輸入性通脹→削弱關稅對美通脹的沖擊→增加美聯儲降息靈活性→潛在地推動中美關稅談判階段性緩和。中國低價商品成為“隱性通脹緩沖器”。

在PPI同比尚未出現拐點時，市場為長期通縮憂心之時，我們提出，中國經濟維持弱復蘇的可能路徑大概有兩種：1. PPI通縮持續→美聯儲9月重啟降息→美國對華關稅豁免再延長→中國出口維持韌性+有節奏的反內卷措施→PPI溫和反彈→（可能配合中國降息等寬松政策落地）→中國實際利率降低→維持國內經濟溫和復蘇的局面；2. 中國“反內卷”等相關行政措施落地，削減部分過剩產能 → PPI快速回升→美國通脹反彈→美聯儲推遲降息→中國寬松政策受制約，但實際利率可能降低→也許能夠維持國內經濟平衡。

從當前中美關系走向來看，走向第一種路徑的可能性較大：中國低廉實惠的商品有助于間接壓制美國國內通脹，促升了美聯儲重啟降息周期的可能性，保證了全球流動性，為穩定全球經濟和拓寬國內政策空間創造了積極條件；同時美國有求于中國商品的物質基礎導致美國短期只能選擇關稅休戰。這些共同造就了國內外需韌性，同時短期穩增長緊迫性不高，有利于長期結構性政策比如反內卷政策有節奏地實施。PPI能夠更多地源自內生性地反彈至合理區間。即使不再大幅降息，通縮環境的改善也有利于政策有效性上升，比如實際利率降低，最終形成國內經濟溫和復蘇的格局，長短期目標能夠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同時兼顧，這是《十五五規劃建議稿》的主要目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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